欧阳一虹说：“那我干什么？”
赵德发说：“什么也不用干，在家里读书学习。我要跟你结婚。”
欧阳一虹说：“我可没有让你跟我结婚。我没有伤害你老婆的意思。”
赵德发说：“不是你要伤害她，是她自己要伤害自己。我既然跟你同居了，就要对你负责。我也不希望你上班，当那个记者干什么？每月就那么两三千多元工资，我每月给你一万元还不够吗？再请个钟点工做饭，你可以好好学点东西。”
欧阳一虹说：“那我不成了寄生虫了吗？”
赵德发说：“寄生虫有什么不好？有多少人想成为寄生虫还不行呢。告诉你，每月一万元这个标准，可以在清华大学任意找一个女博士上床！”
67、赵德发说：“二奶总比大奶好
在工作的强大压力下，欧阳决定正式辞职。她说：“我不成二奶了嘛！”赵德发说：“二奶总比大奶好！”
欧阳一虹听得目瞪口呆。可以任意找一位女博士上床，这话是太猖狂了，太绝对了，太不好听了。但并非没有可能。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心中原有的道德尺度，学问家们天天都在说钱不是万能的，可钱天天都在充当万能的角色。钱偏偏喜欢跟做学问的人做对。
学问最终没能斗过钱，不少做学问的也拜倒在了钱的脚下。紧接着倒下的还有性。性这个东西，它不再神秘，甚至不再隐秘。性已经突破了最后一层道德底线，大家都d若观火了。人们可以认为偷盗是不道德的，打人是不道德的，坑蒙拐骗是不道德的，却没人说跟人同居是不道德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爱情都不象当下这样扑朔迷离，爱情生活中极力盛行着霸权主义和拿来主义。在我们附近的每一个居民小区里，在那个居民小区大门内最显眼的地方，居委会都办着一板黑板报，上面写着很单独的一行字：“亲爱的居民，请你务必做好避孕措施！”仿佛一走进居民小区首先就要考虑到避孕，可以设想非婚姻的爱情是无处不在了。在这些避孕措施之中，有几个是合法的？满大街都是手挽手的男女，没有几对真正的夫妻。大都是假的，是野的。手拉着的都是别人家的人。这是欧阳一虹每天都要看到的一件事实。欧阳一虹早就从同行们的嘴中听说过，某某著名高校的高材生，一向对自己的男友守身如玉，却跟一位老板见面第一天就上了床，第二天早晨起来时，还不知道老板的真实姓名。身边只扔了五千块钱。而老板却四处炫耀，说他搞了某某大学的高材生。她还听说，某某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刚刚主持人两年时间就开上了奔驰，她哪来那么多的钱？不是后面有老板撑着是什么？而她还亲眼看到，一个老板指对荧屏上的女主播说：“她平时穿的衣服都是我从法国给她带回来的！”那个得意忘形的死样子，就象总理接见了一样。
可要欧阳一虹放弃记者这份工作，又是她所不愿意的。作为一名普通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眼下在大学生多如牛毛的情况下，找到一份记者的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当记者原本是新闻系毕业生的事，可她喜欢记者这个行当，可以抛头露面，可以做无冕之王。为了安排她的工作，家里把所有的关系都用上了，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她只做了一年见习记者就顺利成为真正的记者了，算得上一路顺风。就在这一年时间里，她还获得过本市年度最佳新闻作品奖。报社的人都说她是一位有前途的记者，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名记”。可话又说回来了，她每天采访的都是那些大富豪，他们有名车，有洋房，还有几辈子用不完的钱。吃一顿饭她要挣两个月。那种潇洒天天感染着她。核心问题是，在那些有钱的老板中，除了那些儒商外，未必有几个在知识水平方面赶得上她的。个别老板，新闻标题起“文”一点，他们都不知道是啥意思。可他们偏偏拥有大笔资金。他们不断地在为社会做贡献，不断地在纳税。欧阳一虹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期。全社会都在为此而困惑，她更困惑。有时候她也想，你懂得“之乎者也”有什么用？懂得唐诗宋词有什么用？有一支笔又有什么用？统统都不能当饭吃。能当饭吃的，一是饭的本身，二是购买饭的钱。如果一个身无分文的博士生导师和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同时去饭就餐，饭店绝不会因为博导知识渊博而给他吃饭，也不会因为罪犯的罪大恶极而不给他吃饭。欧阳一虹每月辛辛苦苦只有两三千来块钱的工资，人人都说她笔下生花，可光开花不结果也不行。而她那些采访对象，常常因为她笔下的文章而使股市飚升，或使产品走红。她不会因此而多拿一分钱。现在禁止有偿新闻了，所有的采访对象都是上面规定的，记者本人没有多少采访自主权。再说，那些大户身边是不愁没有记者的，也不愁没人吹捧。能够接待你就很不错了，有时还要吃闭门羹。那就更别说从采访得到什么好处了。每回采访完毕，她带回去的就是一摞纸，各种资料和宣传画。偶尔给你一点纪念品，也值不了几外钱。有时候，面对采访对象的豪华与奢侈，她竟然有些自惭形秽。刚入门时那种强大的自信心没有了，采访时提问的锋芒也没有了。她有些支撑不住自己了。
赵德发放出每月一万块钱的诱饵，是想让她彻底上钩。上钩之后是摆脱不掉的。他已经从心里看上了欧阳一虹。那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