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对待我们新中国的文学的评价也应该如此。我国的新文学（主要是指在人类先进世界观指引和影响下产生的新文学），已经走过了七十多年的艰辛的历程。建国以来大家约定俗成地把它称为当代文学事业，也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实践走过了四十多年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不论是七十年还是四十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学现象，即被称为新文学或进步文学，其后又被称为人民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在这个文学领域里，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艺术家，他们以自己不同程度的对社会生活的洞察能力和对于艺术形象的创造能力，为正在饥渴于精神食粮的中国读者奉献了一大批既鲜明又复杂、既是博大浩繁又是色彩驳杂的文学成果。这些成果，不论你怎样评价，都不能抹杀这样的事实：这些文学现象，七十多年来或四十多年来，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发展与变革，对于亿万人民的思想情感、道德以及文化素质的形成与演变，都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这些作品及其作者，随着中国历史和人民解放与建设事业的急剧发展，日益明确和自觉地展现了以往的文学所不具备的特质，即把自己的生活观照和创作实践，同亿万人民所进行的宏伟壮丽而又艰巨纷繁的解放与变革事业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使自己成为中国历史进步的长河中的脉搏相通、步伐一致的组成部分。他们所创造的艺术成果，特别是长篇小说，真正成了时代的镜子。我们应该为我国新文学、特别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文学所逐渐取得的这种重要历史地位而自豪，而不应当像某些非历史主义者那样，不愿意把文学现象放在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来加以考虑，而总是热衷于某种外国的创作规范为标准，习惯于盲目的自薄乃至自卑的、近于虚无主义的态度来看待生长于祖国深厚民族土壤之上的文学现象。我们这样讲，并不是要我们的文艺批评和审美目光没有任何发展和变化，而只是想强调：我们应该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实际出发，用历史的和美学的眼光和标准，来看待我们已经出现的并且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思想影响的文学现象，把它们置于一定的历史地位上加以审视和观照，进而考察和剖析它们在思想、艺术上的得失、美丑、高下和精粗，以此沟通作家与批评家之间、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思想交流，使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上获得教益。而不应当以偏执、轻率的态度，妄自菲薄乃至厚诬一切民族传统的态度，来对待前人辛勤耕耘所取得的精神成果。这些精神成果，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不管其中还存在有多少值得扬弃的缺陷和值得记取的教训，它们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积累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应当不断站在新的思想高度来回顾与总结历史，重新订正我们对新文学的看法和评价，而不应该在无视历史和否定历史的偏见支配下，否定我国文学的辉煌历史和丰硕成果。
在对我国新文学的种种议论中有一种说法：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包括长篇小说，是某个“政治运动”的直接成果。我们认为对这种看法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不能否定，我国文学确实受到政治的制约，也或多或少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包括一些具有真知灼见而能够被称为大作家、大艺术家的人，有时也难于幸免，从而出现过根据某些政治运动或僵化理论的影响而不断修改“旧作”的现象。但是也应看到，文学创作是个复杂的现象。任何社会都不能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多维空间。产生于社会多维空间中的某种文学现象，它固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政治冲击力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社会多种力量的制约，这里面包括社会生产方式和物质生活的制约，也有上层建筑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哲学、lún_lǐ、道德以及社会心理、审美感情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在同一“政治气候”下，也就可能产生不同素质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的共和国成立前后，我们这批作家，他们作为我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参与者或目击者，他们深入到硝烟弥漫的前线或火热斗争的现场，他们对变革中的社会生活有深刻的体验。他们忠于生活，忠于艺术，在广阔的生活层面上，深刻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历史命运，真实地正面地纪录了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向旧世界宣战和创建新的社会制度所经历的艰辛而伟大的历程。这就与某些浅薄的、仅仅去“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画中心”的简单化作品不同。这些作家们以生活参与者的身份所获得的素材，并通过他们当时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和艺术高度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是从生活土壤中诞生出来的艺术，是十分难能可贵，也是今后文学发展史的新创作所无法取代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像马克思在评价古希腊神话所作的判断那样，是“不可企及的典范”。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那些从某个角度反映了我国革命历史、甚至是某些政治斗争的作品都看作是“政治口号的传声筒”。正像我们不能把反映法国大革命的一些作品，如雨果的《九三年》等，看作是“政治口号的传声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