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医
偶闻家塾中为孙曹讲《曲礼》“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大抵皆沿俗解，以父子相承三世为言。窃记少时读注疏，似不如此。古之医师，必通于三世之书，所谓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问脉诀》，《脉诀》可以察证，《本草》所以辨药，《针灸》所以去疾，非是三者，不可以言医，旧注甚明。若必云三世相承然后可服其药，将祖、父二世行医，终无服其药者矣！且历考古近名医，并未闻有三世相承者，知俗解之不可据也。
雄黄酒
吾乡每过端午节，家家必饮雄黄烧酒，近始知其非宜也。《一斑录》云：“雄黄能解蛇虺诸毒，而其性最烈，用以愈疾，多外治，若内服，只可分厘之少，更不可冲烧酒饮之。有表亲钱某，于端午大饮雄黄烧酒，少时腹痛，如服砒信，家众误认为痧，百计治之，有知者云：雄黄性烈，得烧酒而愈烈，饮又太多，是亦为患也。急觅解法，而已无及矣。”
人参
人参随王气转移，而东方尤为生气所托始，故历代人参多产于东南、东北，而西方无闻焉。《梁书·阮孝绪传》云：母王氏有疾，“合药须得生人参，旧传钟山所出，孝绪躬历幽险，累日不值，忽见一鹿前行，孝绪感而随后，至一所遂灭，就视，果获此草。母得服之，遂愈。”当时金陵有龙蟠虎踞之兆，故钟山之参为上品；而上党为天下之脊，亦王气所钟，故前朝所用人参，皆即今之党参。古方中用参率以两计，以斤计，若非今之党参，安得有许多人参乎？惟唐人林宽《送人归日东诗》云：“门外人参径，到时花几开。”日东即今辽东，则在唐时已为产参之区。迨入我朝，而东参遂甲天下，王气所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高丽参
高丽参即人参，同是长白山所产，在山之阳为人参，在山之阴为高丽参，高丽在山阴，其被阳光之气，自不及山阳之盛，故所出之参，性亦稍寒。嘉庆初，其价大贵，至近时而大减，相去不啻倍蓰，不知何故。有选大枝者，合糯米、姜汁屡蒸而屡晒之，其功亦不在人参下也。
参价
人参之价，至今日而贵极矣。尝读赵云嵩先生诗序云：“曩阅国史，我朝初以参贸高丽，定价十两一斤，丽人诡称明朝不售，以九折给价，而我朝捕获偷掘参者，皆明人，以是知丽人之诈，起兵征服之。迨定鼎中原，售者多，其价稍贵。然考查悔余壬辰、甲午两岁，俱有《谢揆恺功惠参诗》，一云‘一两黄参直五千’，一云‘十金易一两’，皆康熙五十年后事也。乾隆十五年，应京兆试，恐精力不支，以白金一两六钱易参一钱，廿八年，因病服参，高者三十二换，次亦仅二十五换，时已苦难买，今更增十余倍矣。”诗中所云：“中人十家产，不满一杯味。”又云：“乃因价不訾，翻若天势利。但许活富人，贫者莫可冀。”良可慨也。扬州每年有奉发参斤，向由内务府按盛京等处所进参斤，分别奏明，发交两淮变价，其参有四等、五等以及泡丁、渣末各项名目，其价由四百换以至一二十换，多寡不等，约计每年应缴变价银十三四万两，例皆按年递缴。所得之参，除呈送督部、运司外，余按各商家引数分派。闻近年因英夷滋扰，将所发粤海关参斤，又分派于各省关道变价，报解亦略同淮商之例，而外省之参，因此充足而不乏，但不甚佳耳。按人参实是灵药，可以活人，而方与病违，则其祸亦不旋踵而至。余在京，亲见伊云林先生朝栋偶患风痹，其匪媚卿比部访求医药甚切，值纪文达师来视疾，谓切不可用参，墨卿不能守其言，先生遂成痼疾。又余外舅郑苏年师，因隔邻不戒于火，力移缸水扑救，致跌足受伤，先大夫往视，亦嘱其不可急投参剂，适徐两松中丞师以参相赠，服之亦成痼疾，此皆余所目击。后先室清河夫人笃疾几殆，亲眷皆劝服参，余力持不可，最后始以高丽参代之，亦竟愈，从此遂力劝人慎用参剂，而不知近日之参，远不如乾隆间之性味，虽误用而其害尚轻也。忆纪文达师《笔记》中有《乩仙论参》一条，云“虚证种种不同，而参之性则专有所主，以藏府论，参惟至上焦、中焦而不至下焦，以荣卫论，参惟至气分而不至血分，且古方有生参、熟参之分，今采参者，得即蒸之，安得有生参乎？古参出上党，秉中央上气，故其性温厚，先入中宫，今上党气竭，惟用辽参，秉东方春气，故